1樓：
維特根斯 vs 圖靈，說是：
維根斯坦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對老師不敬（如摩爾，羅素），對同輩戒備（如卡爾納普），對後輩蔑視。但和圖靈的對陣卻看出他對圖靈少有的尊敬。一般台下的人比台上的人更具進攻性——因為要表白，要搏上位。
經常聽到的有「請容許我代表亞洲人民」等等，台上的人被問得一愣一愣的。但在圖靈-維特對掐中，倒是台上的維特一直在企圖向台下的圖靈證明什麼，想得到圖靈的認可。圖靈乙個小破問題，維根斯坦的回答都是長篇大論。
從中我們似乎看出維根斯坦可能是滿頭是汗，而圖靈可能面無表情，但是不是想扔鞋就不知道了。來自「哲學笑話集錦」。
2樓：
Hume and Kant re theory of motivation?
Berkeley and Locke re abstract ideas?
3樓：海的歌兒
胡適和馮友蘭，針對老子和孔子誰是中國哲學史的開端吵得不可開交。
以下為引用
~胡適比馮友蘭大四歲，可以說是同代人，但在胡適和馮友蘭之間，這4歲不僅是年齡的距離，還是師生的差別。2023年，胡適到北京大學當教授的時候，馮友蘭還是北大三年級的學生，也就是說，胡適是他的教師。但他倆均師從杜威，從這點看，又是師兄弟關係。
~ 2023年，馮友蘭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上捲，由此引出了他與胡適的一段學術爭論，即關於老子和孔子誰前誰後的問題。胡適認為老子在前，而馮友蘭認為孔子在前。為此當時學術界曾發生過爭論，梁啟超也站在馮友蘭一邊。
但在這個問題上，馮友蘭的結論最終沒有能說服胡適。2023年3月20日夜，胡適曾給馮友蘭寫信，申說自己的看法，其中說：「你把《老子》歸到戰國時的作品，自有見地，然你的《中國哲學史》講義中所舉三項證據，則殊不足推翻舊說。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冊第38頁）2023年胡適在給錢穆的信中還說：「我並不否認『老子晚出之論』的可能性。但我始終覺得梁任公、馮芝生與先生諸人之論證無一可使我心服。
若有充分的證據使我心服，我決不堅持老子早出之說。」（同上968頁）儘管論爭中的雙方誰都未能說服對方，但學術之爭還是平和的，胡馮之間的關係也很正常。胡適和馮友蘭的關係進入40 年代以後開始發生變化，這變化可能確有當年學術分歧中積下的怨氣，但這時胡馮之間的分歧主要不表現在學術上， 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
當年在學術上和胡適有不同觀點的人很多，比如顧頡剛、錢穆等人，但學術的分歧並未影響他們之間的正常關係，而只有在對馮友蘭的關係上，胡適顯得很偏激，這其中肯定夾雜了許多非學術的因素。2023年 12月12日，胡適讀到了在貴州印行的由張其昀主編的《思想與時代》雜誌，他的評價是：「此中很少好文章。
」（《日記》第15冊）而該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馮友蘭。胡適接著說：「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馮友蘭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
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維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同上）1950 年初胡適見到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 的英文本，他的評價是「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
」（《日記》第16冊）可以說，從50年代以後，胡適對馮友蘭的看法就完全改變了，他已很難平靜地看待馮友蘭和他的著述，凡提到馮友蘭幾乎都帶有鄙意， 一反胡適固有的寬厚態度。2023年1月 24日的日記中說：「寫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書評。
《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要我寫此書英譯本《TheDeikBodel》的書評，我耽誤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為此事重看馮書兩遍，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故此評頗指出此書的根本弱點……」（《日記》第17冊） 在日記的最後又說「陳寅恪（審查報告 ——筆者注）說得比他清楚……」這裡胡適引了陳寅恪給馮友蘭所寫審查報告中的一段話，從語氣上說是借陳的話來否定馮友蘭。
陳寅恪先後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卷都寫過審查報告，而且評價很高，胡適也許是有成見，所以評價不夠客觀。從學術分歧的角度說，胡適對馮友蘭的態度是偏激了。人們也許會說，一向主張寬容的胡適，為什麼對馮友蘭這樣呢？
仔細分析，可以發現， 這種評價中有胡適對馮友蘭人格的認識。50年代末，胡適在給嚴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說到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反而平靜了，他說：「馮書最便檢查。
但不列原書所舉僧名，最為無識！」（《長編》第8冊3102頁） 從根本上說，胡適對馮友蘭的評價，是隨馮友蘭的變化而變化的，也就是說，愈往後評價愈低 ，而且是愈到後來愈從人格上加以評價。2023年胡適和錢思亮聊天，談到大陸許多朋友的近況，對馮友蘭的評價就很苛刻，他說：
「在天主教辦的乙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130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乙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房地產。1950 年在檀香山買了3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 冰箱裡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
他平日留起長鬍子，也是不肯花剃鬍子的錢。」（《長編》第10冊2556頁）胡適的這些話是和朋友聊天時說的，只能說表達了一種情緒，並不一定準確，查《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馮友蘭沒出國，他是1948 年2月由美返國的，胡適顯然是說錯了。 可見胡適是道聽途說，再有說馮友蘭想回國做買賣發財，也太離譜了。
公平地說，離開大陸以後，由於馮友蘭的一些變化，使胡適對他的評價多帶有情緒化的色彩。反過來說，80年代初馮友蘭寫 《三松堂自序》的時候，說到胡適，評價卻很客觀，他說：「胡適的這部書，還有一種更廣泛的影響——胡適是在哲學方面用那個指頭比較早的乙個成功的人。
」（該書216－217頁，三聯版）他還說：「陳寅恪和金岳霖的兩篇審查報告都把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同胡適的 《中國哲學史大綱》做比較。這是因為在當時，這一類的書，只有這兩部。
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無論什麼事物，都是後來居上。這是因為後來者可以以先來者為鑑，從其中取得經驗教訓。無論如何，在中國哲學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適的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同上228頁） 從胡適和馮友蘭的相互評價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在學術史上，因偏激造成的失誤也許是難以避免的，但我們應當盡可能在一切問題上都盡量發揮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見少一點，馮友蘭晚年說到胡適時，基本上沒有偏見了。當然，胡適與馮友蘭關係和特定的時代背景有關，評價失當的責任並不全在個人身上。
4樓：康少林
莊子和惠子算不算呢？
他們的哲學觀點相異，不過應該不是對頭，相反生活中還是非常好的朋友。
至於有趣的故事嘛，「魚是否快樂」什麼的都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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