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Redkane
就是落實個體在巨集觀社會裡是怎麼被各種社會活動和他們的出身背景、人生經歷所影響的。哥老關沒有發現馬丁蓋爾這種完全著墨於文藝復興時期普通農民生活經歷的歷史書，之前都很少麼？
2樓：
閱讀這本書不能僅僅停留在「有趣」的層面上。
摘抄一段娜塔莉·戴維斯的訪談，來感受一下她寫作的最初意圖:
「微觀史看似好寫，實際並非如此。許多人認為，那不過是尋找乙個有趣的故事然後再說出來的問題。他們相信，那比寫作比如說必須要涵蓋許多領域的教科書要容易得多。
可實際情況是，由於教科書是通論性質的，你並不必須對每乙個小問題都進行研究，而一部好的微觀史卻同時需要具備細節、證據和總體史的決心。
我不會建議一位歷史學家不做別的、專做微觀史，就像是我不會建議乙個人只去做婦女史而不做任何別的東西一樣。理想的狀況是，單個的歷史學家應該在某個時期嘗試做不同模式的研究，這樣就可以了解問題所在、了解地方性的和普遍性的框架之間的聯絡。比如，就馬丁·蓋爾而論，沒有了早期現代法國國家的司法體系和人們對於社會流動性的廣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沒有了意義。
歷史學家必須在這些高度聚焦的研究和更加寬泛的研究之間保持不間斷的對話，並將對話所可能具有的意蘊充分發揮出來。」
《馬丁·蓋爾歸來》代表著70年代以來歷史學方法的轉變：「與社會學家相比，50-60年代的社會歷史學家們普遍使用計量方法。他們關注百萬人的生活，從第十二層樓上關注社會生活，並集中精力於一般趨勢的分析。
然而到70年代，他們中的一些人卻放棄望遠鏡而用上了顯微鏡。」
在馬克思主義、年鑑學派、量化歷史學的口號「科學化的歷史」下，歷史被認為是物質條件，諸如人口與食物，生產方式的改變，以及階級鬥爭主導下的變遷，思想，文化甚至政治都不過是外在的現象。而在60年代末以來，正如勞倫斯·斯通所宣告的「敘事史的復興」那樣，在新生代的反傳統文化、反霸權、反巨集大敘事、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思潮影響下，新一代的歷史學家們「重新發現」了大眾文化與反傳統的文化。這種歷史學的文化轉向，在英國有《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樣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在年鑑學派內則有《乳酪與蛆蟲》《蒙塔尤》這樣的微觀史研究。
在研究具體的事例時，歷史學家們從經濟學、社會學轉向了人類學，試圖從更廣義的「文化」定義下用一種與從前截然不同的方法將社會與歷史結合起來：人類學提供了一種從個案擴充套件開來的研究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為文化提供了研究空間，擺脫了經濟決定論與社會決定論的束縛。
（事實上娜塔莉·戴維斯在撰寫《馬丁·蓋爾歸來》的時候就把自己當做乙個人類學家。）
這種歷史敘述的復興，意味著乙個所有人都在試圖對歷史變遷提出一套系統、科學解釋的舊時代的落幕。從前的經濟、人口以及社會決定論看起來似乎業已崩潰，而且尚無新的一統學界的決定論取而代之。
讀歷史學著作，當然要注意到作者個人的奮鬥，但也要考慮到歷史學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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