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武漢慢生活心理-諮詢
我想這個問題其實是在問，當諮詢師已經成為了來訪者的重要客體，來訪者對其產生了依戀和移情，在來訪者心裡諮詢師的存在非常重要，如果諮詢師突然去世，會對來訪者造成很大的衝擊甚至造成創傷，這該怎麼辦。
面對這樣糟糕的局面，對於來訪者來說一定是會非常難以接受的，後續最好重新找一位諮詢師，對這部分進行處理，走完哀悼這個過程，慢慢進行修復。
意外是誰都無法預料的事情，雖然誰都不願意發生，但發生了除了面對，沒有更好的辦法。
繼續諮詢，也是讓自己面對的最好方式之一。
當然，自己也要明白，自己碰到的是乙個小概率事件，這樣的情況是不多的，所以可以安心的繼續和另乙個諮詢師一起諮詢。
2樓：
@簡里裡 回答裡面提到的諮詢師是我從業後了解到的第乙個生涯意外身亡事件。我與那位諮詢師並不認識，但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是我參加的乙個運作多年的朋輩督導小組成員。我還記得當時的很多細節，大家如何震驚、難過，表達著自己的悲傷和對死者的想念。
作為事件外圍的諮詢師而言，我當時感觸最深的是意外對於死者身邊的人的影響，以及其他和其關係密切的諮詢師在那段時間的艱難：很多諮詢師都在經歷著自身的傷痛，怎麼處理自己的這部分傷痛及其和手頭正在工作的諮詢之間的關係，有著其困難和複雜的地方。這樣的艱難在當年接收了死者來訪者的諮詢師中尤為突出，他們大都需要為此進行專門的學習和在個人督導的進一步幫助下來處理這部分的工作。
只是沒想到，就在幾天前，我就遇到了第二件諮詢師意外身亡事件，而且這一次距離我出奇的近。死者是我們這裡高校的一位心理學講師，是本地除我以外唯一一位CAPA成員。上週，我和另外兩位外地趕來的成員（和死者同級同組的同學）出席了死者的追悼會，目前正在參與工作資料整理和後續跟進工作。
震驚和悲痛難免，但我更想在這裡分享下對於這議題的一些思考：
需要幫助的群體
針對意外身亡的諮詢師，可能需要幫助的群體有三類：1、死者的親友；2、和死者關係密切的同行；3、死者生前仍在工作的來訪者。第一類群體通常會尋求社會支援或者進入到自身的個人諮詢當中尋求幫助；第二類群體和前者類似，除此之外還要考慮其對自身諮詢工作的影響，這部分會放到個人的受訓和督導當中逐步消化；第三類群體一方面需要處理和應對意外本身帶來的創傷體驗，另一方面也需要考慮原有諮詢工作的後續問題。
幫助的形式
一般而言經歷喪失有三個必經的階段：接受喪失的事實，經歷喪失帶來的情感起伏，完成對喪失的哀悼。面對諮詢師意外身亡帶來的喪失時也是如此：
人們需要從意外和震驚中緩過來故人逝去的事實，正視自己內心的感受，逐步從中走出並完成屬於自己的悼念儀式。不同人之間的情感反應和哀悼需求可能非常不同，盡可能理解和尊重這些不同是幫助需助群體最核心和重要的原則。
實際的工作裡，我們（CAPA中國）在做的，包括為死者家屬提供哀傷輔導的個人諮詢，為死者所在的受訓組員和關係密切的同行提供哀傷小組支援，針對給死者生前來訪者提供1-3小節的哀傷諮詢和後續轉介支援，並為提供哀傷輔導和接收轉介來訪者的諮詢師提供針對性的督導支援。
臨床的困境
緊急預案的缺失：這一點成為了應對和處理的最大困難，也直接加劇了後面提到倫理困難。由於不清楚死者關於工作的資料在何處，也不清楚那些部分可能是死者希望我們幫忙處理的，在整理和跟進的過程中必然出現對原本可以規避的資訊內容的查探，也導致了必然需要死者家屬有更多的參與，不僅給家屬帶來更大的悲痛，也更容易帶來倫理上的壓力。
倫理的邊界：諮詢師在世的時候，家人的關係、業餘生活，同行的交流，專業的學習，和來訪者的工作等等不同方面和領域共同構成了諮詢師的個人生活圖景。不同的人只能接觸諮詢師的某些方面，不同方面之間存在一定的屏障，這些屏障的構成和建立來自於諮詢師對倫理邊界的思考。
這些思考和基於思考的設定或行動確保了彼此的權益和隱私。但隨著諮詢師的意外身亡，這些邊界將不復穩定。尤其是在前期巨大哀傷的影響之下，人們更有可能做出非理性或未經充分思考的行動，給倫理邊界帶來衝擊。
這種倫理邊界的衝擊是多方面且廣泛的，在所有的群體（親友，同行，來訪者）中都會涉及。這一部分在精神分析或精神動力學取向的諮詢師身上尤為明顯：倘若沒有得到妥善地處理，諮詢師生前節制匿名的工作態度可能會在死後巨大反差上給來訪者帶來更大衝擊。
附加在新諮訪關係上的哀傷：在CAPA提供的哀傷支援小組上，我著重關注了作為這樣情況下接受轉介過來的來訪者和一般轉介或者新工作的個案上的差異。其中談到乙個比較重要的差別在於，來訪者和諮詢師正在經歷著共同的哀傷事件，諮詢師和來訪者的哀傷工作時並非置身事外——當然在任何時候諮詢師都應該盡可能貼近來訪者而非採取超然的態度，但在這樣乙個特殊的情境之下，必然更容易引發諮詢師個人的經驗和感受的湧現，在分辨諮詢師個人願望和來訪者意圖上帶來更多困難。
經歷共同的苦難有可能幫助原本陌生的兩人更為貼近，但也可能帶來糟糕的影響。對於諮詢師而言，專業的學習、和自身內在的哀傷工作、以及接受來自外部的支援（親友、同行、督導等）都是必須的。
回顧諮詢師意外身亡的後續這一議題，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依然是整個從業團體對自身遭遇意外這一可能性的選擇性忽略，以及相應緊急預案相關知識的缺乏。也許這裡涉及到諮詢師對自身死亡議題的否認性防禦，以及傳統文化中對死亡的忌諱。但死亡並不單屬於某乙個群體或者年紀，死亡是每乙個人路途的終點。
而只有對此有過充分思考和準備的諮詢師，才有可能真正意義上面對來訪者生活中的死亡。目前後續的支援工作仍在進行，或許還會有更多複雜的狀況出現，但眼下而言，對我而言最大的意義，是意識到緊急預案的必要性和緊急性。這也成為了整個工作小組的共識，並且正在嘗試讓CAPA考慮為整個受訓專案增加相應的學習模組。
這或許亦成為了我對死者的一種悼念儀式吧。
（初稿於2017-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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