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已登出」
國民黨北伐分明很順利，廈門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廣州來了，不久就清黨，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麼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回到上海，想以譯作謀生。但因為加入自由大同盟，聽說國民黨在通緝我了，我便躲起來。此後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民權同盟。
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後出版的譯作，幾乎全被國民黨所禁止。
——《集外集拾遺補編·自傳》（1934.3-4）
2樓：
魯迅《兩地書》裡，還沒發生四一二，就已經預感似的說，感到局勢紅裡透著白（這是說，中國的革命形勢要完）。
後來，魯迅《兩地書》序裡說（這也算一篇雜文，收在《南腔北調集》）
所講的又不外乎學校風潮，本身情況，飯菜好壞，天氣陰晴，而最壞的是我們當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講自己的事倒沒有什麼，但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就不免胡塗得很，所以凡有歡欣鼓舞之詞，從現在看起來，大抵成了夢囈了。
他在給別人的一封信裡說：
住了兩月，我就駭然，原來往日所聞，全是謠言，這地方，卻正是軍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國土。於是接著是清黨，詳細的事實，報章上是不大見的，只有些風聞。我正有些神經過敏，於是覺得正象是「聚而殲旃」，很不免哀痛。
雖然明知道這是「淺薄的人道主義」，不時髦已經有兩三年了，但因為小資產階級根性未除，於心總是戚戚。那時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乙個人，就在答有恆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幾句。這裡「小資產階級根性」云云，是順筆調侃太陽社，創造社諸君子，他們四一二後轉變方向，作了前進的革命文學家，提倡無產階級文學，卻一家人不認一家門，沒事找事，經年拿魯迅出氣，又把報刊辦的滿紙稀奇名詞。
《答有恆先生信》中，魯迅說他不願炮製醉蝦。後來魯迅說：
我疑心吃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於是挺身而出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
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講演，不教書，不發議論，使我的名字從社會上死去，算是我的贖罪的，今年倒心裡輕鬆了，又有些想活動。
魯迅不是急於發議論，而是自省先前的思想，那麼大的壞事怎麼沒看出端倪。
先前的我的言論，的確失敗了，這還是因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約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朧看人生」的緣故。然而那麼風雲變幻的事，恐怕世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沒有料到，未曾描寫，可見我還不很有「毒筆」。
但是，那時的情形，卻連在十字街頭，在民間，在官間，前看五十年的超時代的革命文學家也似乎沒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論鬥爭」。
魯迅一生作文的旨歸，是給青年指路，絕不是胡罵一通，像林語堂輩，能出點氣圖個痛快就算完了。於是他在公開信裡隱晦的說：
第一、要謀生，謀生之道，則不擇手段。且住，現在很有些沒分曉漢，以為「問目的不問手段」是共產黨的口訣，這是大錯的。
無須大驚小怪，這不過不擇手段的手段，還不是主義哩。即使是主義，我敢寫出，肯寫出，還不算壞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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